由于其其法律思想处于过渡阶段，因此上在立法和执法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法家思想主张严刑峻法，“以刑去刑”，要求简明易行；儒家从德治的角度出发主张“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两种思想很难调和。因此必须不断对法律进行解释，这就造成了法律条文的不断增加。“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书.刑法志》）纷繁庞杂的汉律当然不易检索适用。同时，前后解释之中可能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

到张安世时期，汉朝的法律思想已经明显的偏向儒家的礼制和德治思想。

张安世非常注重维护儒家纲常，维护君主权威。有一位郎官功劳很大，但却没能得到提拔，于是请求张安世为他说话。张安世对他说：“你的功劳很大，皇上是知道的，作为臣子的，怎么能自说长短处!”。他表面上拒绝替郎官说情，但私下仍然向皇帝推荐，不久这位郎官果然升官了。皇帝权威也因此得到了维护。

张安世在任光禄勋时，有名郎官因喝醉酒在大殿上小便留下污迹，主事的人报告安世要求依法处理，张安世却说：“你怎么知道不是因为天气返潮造成的呢？怎么能拿小过来治罪！”不因为一时疏忽犯下的小过错而严惩大臣，这是典型“明德慎罚”思想。

张安世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有维护封建礼制发对僭越的特点。一名郎官与官婢淫乱，官婢之兄向张安世告发。张安世说：“奴仆发怒，诬蠛士大夫。”反而让官署责备官婢之兄。儒家讲“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3]张安世的做法已经明显带有维护儒家伦理的色彩。

三

西汉末年第六代富平侯张纯承袭爵位。张纯精通礼制、明习故事，对东汉朝仪制度的建立贡献很大，已经成为典型的儒家学者型官员。

在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之中，张纯在前朝勋臣中最早投奔光武帝刘秀，因此得到光武帝的信任，官至侍中、御史大夫，改封武始候。张纯并非一味的谄媚奉承，取悦皇帝，而是因为敢于坚持儒家礼制原则，因此得到皇帝尊重的。

在儒家看来新王朝建立的头等大事是恢复儒家的社会伦理秩序。按照光武帝本意是要将本支始祖纳入供奉体系的。光武帝属于长沙定王刘发一系，如果将长沙定王奉入太庙那么就和昭帝以后的汉朝皇帝嫡系产生抵触。因此，张纯与太仆朱浮共同上奏：

“陛下兴于匹庶，荡涤天下，诛锄暴乱，兴继祖宗。窃以经义所纪，人事众心，虽实同创革，而名为中兴，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来，宗庙奉祠高皇帝为受命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武皇帝为世宗，皆如旧制。”

光武帝进行妥协，改立亲庙四世，推南顿君以上尽于舂陵节侯。张纯仍然据理力争：

“礼，为人后者则为之子，既事大宗，则降其私亲。今禘祫高庙，陈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并列，以卑厕尊，不合礼意，设不遭王莽，而国嗣无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继统者，安得复顾私亲，违礼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孙后祖，不敢私亲，故为父立庙，独群臣侍祠。臣愚谓宜除今亲庙，以则二帝旧典，愿下有司博采其议。”

最终光武帝再次妥协，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为亲庙，尊宣、元皇帝为祖、父，皇帝亲祭祀，成帝之后诸皇帝，按制度办理。为亲生父亲南顿君立皇考庙。祭祀上溯到舂陵节侯，由群臣祭奠，以明尊尊之敬，亲亲之恩。此次大礼仪之争以张纯获胜告终。

因为张纯坚持儒家原则，熟悉礼仪规范和前汉掌故，因此每当遇到典章制度缺失的时候光武帝就要找张纯咨询。东汉初年的郊、庙、婚、冠、丧、纪诸多礼仪，大多由张纯主持制定。张纯还根据儒家“圣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礼义，既富而教”的原则，依据《七经谶》、《明堂图》、《古辟雍记》、《孝武太山明堂制度》为东汉设计了辟雍、明堂制度。

主持泰山封禅是张纯最为辉煌的的时刻，达到了儒家名臣一生最高的追求。建武三十年(56年)，张纯上书光武帝封禅泰山，被光武帝采纳。中元元年，光武帝东巡岱宗，张纯以御史大夫的身份随从封禅，并依照汉武帝上元年间仪式举行了封禅大典，帮助光武帝起草了封禅文书，刻石纪念。

张纯在具体的行政事务之中，也遵照儒家规范。他选拔的下属官员都是知名大儒。为大司空时，主持修建穿阳渠，引洛水浇灌田地，加强漕运，政府和百姓都得到了利益，赢得了上下一致的称赞，是儒家所推崇的才德兼备的贤吏典范。

东汉时期，西汉所封列侯非宗室者不能承袭侯爵。光武帝下令张纯宿卫十有余年，不要废除，更封武始侯，封地为富平侯的一半。这在两汉功勋之家是了不起的荣耀。

孟子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张汤—张安世家族十世荣显，九代封侯，打破了历史固有的惯例，成为两汉勋贵第一家。张氏家族的经历是两汉统治制度变化的缩影，张氏家族从研习黄老刑名之学起家到以儒学立家的过程，深刻的反映了两汉统治思想变迁，也为研究汉武帝到汉光武帝之间道、法、儒三家权力更替留下了很好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