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璪与天台宗

陈坚(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佛教宗派，或者说是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其祖庭在今浙江省天台山的国清寺。当代版《国清寺志》在其第六章“历代名僧和住持”中简单介绍了一位智璪禅师（556—638），说他“俗姓张，浙江临海人。年十七，父母双亡，投安静寺慧凭出家。听说智者轨行超群，便前往天台服膺受业，行法华三昧。坚心行道，造诣益深。大业元年(六0五年)，自国清(口+卸)使命赴江都，谒见隋王，备受礼敬。炀帝遣通事舍人送还山。前后凡八次参觐，礼待优渥，奉丰厚．八十三岁无疾端坐入灭于寺。”[1]这位“俗姓张”的智璪禅师，虽然是“浙江临海人”，是我正儿八经的老乡，但其祖上却是来自河北清河[2]，属于“清河张”谱系。据《续高僧传》卷十九《智璪传》之记载：

释智璪，俗姓张氏，清河人，晋室播迁，寓居临海。祖元秀，梁仓部侍郎，任临海内史；父文怀，陈中兵将军。

智璪禅师的祖上随“晋室播迁”南下来到临海(应该是东晋年间为了躲避战乱)，其祖父张元秀曾任南朝梁“仓部侍郎”，后调任“临海内史”；父亲张文怀曾任南朝陈“中兵将军”。虽然不研究历史的我不清楚“仓部侍郎”、“临海内史”和“中兵将军”分别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官职，但据此已可明确知道智璪禅师乃是官宦之后，属于今天所说的“官二代” 者流。作为一个“官二代”而能出家为僧，实属难能可贵。下面我们不妨通过《续高僧传》卷十九《智璪传》来了解一下智璪禅师的佛教生涯。

一、智璪的佛教生涯

据《续高僧传》卷十九《智璪传》的记载，智璪“受经之岁”，也就是到了能读经的开蒙之年(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上小学的年龄)，“言无虚发，行不惭人，亲里乡邻，深加敬爱”，小小年纪便言行有度，谁见了不喜欢敬爱呢?然而，好景不长，智璪十七岁那年，父母亲先后去世，服丧期满不幸又染上重病，“频经岁月，医药无效”，治也治不好，索性就废药石转而求救于佛教，“仍于静夜，策杖曳疾，出到中庭，向月而卧．至心专念：‘月光菩萨，惟愿大悲，济我沉痾’”，就这样念啊念求啊求地祈念“月光菩萨”，念到第十天时，念着念着就睡着了，并且还做了一个梦，梦中见一个人“形色非常，从东方来”。这个从东方来的人对智璪说：“我今天就是特地来为你治病的”，说完“即以口就璪身”，在智璪身上次第吸吮，上上下下吸了个遍，就这样连着吸了三夜，结果病就慢慢地给吸好了。病好之后，智璪猛然醒悟，“深知三宝，是我依救”，遂投安宁寺慧凭法師座下出家。

智璪出家后，听人说智者大师(538—598，天台宗创始人)“軌行超群，为世良导”，于是便“泛舸丰流，直指台岫”，坐船沿着始丰溪北上直奔天台山投奔智者大师“伏膺受道”。到天台山后，智者大师指导他行“法华忏”。所谓“法华忏”，也叫“法华三昧”或“法华三昧忏”，是天台宗“四种三昧”中的一种修行方法。“四种三昧”出自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包括(一)以九十日为一期的“常坐三昧”(也叫“一行三昧”)；（二) 以九十日为一期的“常行三昧”（也叫“般州三昧”）；（三）以七日为一期的“半行半坐三昧”；(四)时日无定的“非行非坐三昧”（也叫“随自意三昧”)，其中的“半行半坐三昧”又分为“方等三昧”和“法华三昧”两种。这“法华三昧”乃是“依据《法华经》及《观普贤经》之修法，以三七日为一期，行道诵经，或行或立或坐，思惟观实相中道谛理。此法以忏悔灭罪为主，故须于六时修五悔，即晨朝、日中、日没、初夜、中夜、后夜六时，勤修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等五悔”。[3]若要进一步知其详细，不妨查阅智者大师的《法华三昧忏仪》一卷)；若只是简单述其轮廓大概，那么“法华忏”就是每期七天连着三期共三七二十一天，在此期间内按刚才所说如此这般的方法来修行．可见也是个辛苦活。智璪到了天台山后就是跟智者大师修这么个辛苦的法门。也许是他比较精进刻苦，没等三七二十一天结束，只修到第二个七日，也就是第十四天的时候，智璪就出现境界了，只见“九头龙从地涌出，上升虚空”。智璪不明所以，就去问智者大师这是怎么回事。后者告诉他，这是表明“九道众生”(地狱、饿鬼、畜生、人、天、阿修罗、声闻、缘觉、菩萨)都听闻到了佛所说的《法华经》[4]，就因为听到了《法华经》，他们来世都将“破无明地，入法性空”而成佛。我们都知道，天台宗以《法华经》为根本经典，或者说以《法华经》为最高宗经。智者大师如此解释智璪的梦境，无疑是想点拨智璪，即你只要好好听闻《法华经》，修持“法华忏”，总而言之依据天台宗来修行，就能成佛，这让智璪信心大增，最终走上了天台宗的道路。

智璪皈依天台宗后，便随侍智者大师左右。陈至德四年(586)，因受永阳王陈伯智(生卒不详)的邀请．智璪跟随智者大师来到会稽山，在那里修以九十日为一期的“常坐三昧”，至“九旬坐迄，仍即辞王，往宝林山寺”继续修行“法华三昧”。因为有以前的精进修行为基础，在刚开始入堂修行的第一天夜里，智璪便有了感应，感觉好像有人在摇门。智璪便问是谁在那里摇门，只听一个长长的拖音答曰：“我来看灯耳。”数次询问，是这样的回答，而且当时寺内的慧成禅师也听到了。慧成禅师想“彼堂内从来有大恶鬼，今闻此声，必是鬼来取一人也”，于是还没等天完全放亮，慧成禅师便急不可耐地去“扣户而唤璪”，看看智璪昨晚有没有让鬼给吃了。慧成禅师敲了半天门也不见里面有什么响动，便绕堂高喊“苦哉！苦哉！其人了也，恶鬼把智璪师给吃啦！”这是智璪不慌不忙开问曰：“慧成师你喊什么呢?”慧成禅师答曰：“您老还在里面啊?我以为昨晚恶鬼把你给害了呢?您命大。”不过，话虽这么说，慧成禅师还是不放心，他把这事跟永阳王说了，后者居然派了数十个兵卒每天在智璪修行的堂外守护。智璪不愿意有人这么守着他，于是便对兵卒们说：“命由业也，岂是防护之所加乎?你们还是回去吧。”兵卒们也就撤了岗，结果第二天夜里，恶鬼就入了堂，“槌壁打柱，周遍东西”地闹腾着，然而，不管恶鬼怎么闹腾，智璪乃“行道坐禅诵经，坦然无懼”，直至三七二十一天修行结束，恶鬼退隐，忽见一青衣童子立于其前并口称“善哉”且说完就不见了。从佛教的角度讲，这恶鬼和青衣童子都是智璪在修行过程中感得来勘验其境界的。无论是面对恶鬼的干扰还是青衣童子的称赞，智璪均“心无忧喜”，如如不动——这说明他已经成就了。

智璪修行有成就后就回到了天台山，但也经常“因事出往会稽”，有一次路经剡县(今浙江新昌、嵊县一带)，到一个名叫孝行村的地方乞食，施主“误煮毒椹”给他吃，智璪也不知道，吃完就继续赶路，而这位施主呢，则在家里吃智璪吃剩下的毒椹，吃下去不久便上吐下泻而死。邻居们见此情景，不禁大惊失色，赶快派人“持药追璪”，追了十几里地好不容易才把他给追上，只见智璪像个没事人一样笑呵呵地“快行无恙”，把个追者看得目瞪口呆。智璪问那个还没回过神来的追者说：“你干吗要追我?“追者乃一五一十如此这般地“具陈上事”。智璪听后哈哈大笑：贫道没事，谢谢你了。你就丢掉药回去吧。”智璪之所以吃了毒椹没事，完全是其修行的“道力所薰”，道高，故毒不能伤也。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不，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架幸扬州，诏见智璪。当时高坐御座的隋炀帝远远看见智璪入得殿来，“便避席”迎接，“命令前坐”，且嘘寒问暖，悉心求教，总之是“种种顾问”，完了还派遣“通事舍人”卢正方护送智璪回天台山，并在那里以皇帝的名义为智者大师设千僧斋，“度四十九人出家”，另外还给国清寺布施了很多日用财物，“又为寺造四周土墙”。大业六年(610)，智璪再次前往扬州参见隋炀帝，完了后者同样派人护送他回天台山，同样还是在那里为智者大师设千僧斋并慷慨地度僧施物。第二年，智璪又前往涿郡(今北京)参见隋炀帝。隋炀帝见智璪从南到北这么大老远赶来参见，甚是感动，于是又给国清寺布施财物无数，并且派了五十个人浩浩荡荡地护送其回天台山。智璪前后参见隋炀帝凡八次，每次都得到其丰厚的供养，足见他与隋炀帝的关系非同一般，正是智璪与隋炀帝这种非同一般的关系促成了早期天台宗的稳固发展。

二、智璪与天台宗

智璪于贞观十二年(638)在国清寺圆寂．春秋八十有三。智璪的一生可以说是为国清寺和天台宗奔走呼号的一生，大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法忘躯”的献身精神。他虽然没有被后人列为天台宗谱系的祖师，但对于天台宗早期的发展，智璪可以说是居功至伟，这从《国清百录》所收录的一些材料中可以分明看出。

《国清百录》(四卷)系由灌顶大师(561—632)在智寂禅师(生卒不详)未成底稿基础上搜集整理而成，其中涉及从智者大师入天台山(575)至隋大业元年(605)的史料，共计105则，为后人提供了窥视早期天台宗最为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些资料中，与智璪有关的分别是序和第72、73、74、77、79、82、83、84、85、86、88、89、92、93录，共有15条之多，占《国清百录》资料总数的七分之一，于此可见智璪对于早期天台宗的重要性，至少他是天台宗初创时期的活跃人物，对天台宗贡献良多．而其第一个贡献应该是他为国清寺取了“国清”这个名，据《国清百录?序》，国清寺最初还不叫国清寺，而是“因山而称，是曰天台”，也就是叫天台寺。这个天台寺乃是晋王杨广在智者大师圆寂后的第二年，也就是隋开皇十八年(598)，为纪念智者大师而建造。后来，晋王杨广顺位登基而成为隋炀帝，诚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5]，在什么位置上就有什么样的想法。作为皇帝而不再是晋王杨广的隋炀帝觉得当初山叫什么，寺也叫什么，这未免也太简单太没文化含量了，简直就是对不起佛教对不起智者大师，因为智者大师生前与他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智者大师”这个称号就是他给封的，而智者大师也投桃报李，称他为“总持菩萨”。智者大师可谓是他的皈依师父，对于用来纪念师父的寺院，怎么能如此草率地起个不痛不痒的名字就算了呢?不行，寺名得重起，但他自己又想不出起个怎样的名字，于是就向佛教界下诏征名，“以大业元年龙集乙丑，敕江阳名僧云：‘昔为智者创寺，权因山称，今须立名，经论之内有何胜目?可各述所怀，朕自详择。’”叫大家分头到佛教经论中去找些“胜目”——也就是意思比较好的名词——供他选择来给天台寺重新起个有意义的寺名。众僧人接诏后上表两名，一曰“禅门”。一曰“五净居”，隋炀帝觉得都难遂其意，这时，从天台山前来参见隋炀帝的僧使智璪在一旁说，皇上，既然下面呈上来的名字都不中您的意，那贫僧也斗胆进一名，您看“国清”两字如何?隋炀帝一听，顿时龙颜大悦，说，好，就叫“国清寺”！《国清百录》第88录“表国清启”稍微详细地介绍了智璪何以能“挤高一筹”地想到“国清”两字以及隋炀帝当时看了他的表奏后所表现出来的那股高兴劲，曰：

僧使智璪启云：昔陈世有定光禅师，德行难测，迁神已后，智者梦见其灵云：“今欲造寺，未是其时；若三国为一家，有大力势人，当为禅师起寺。寺若成，国即清，必呼为‘国清寺’。伏闻敕旨，欲立寺名，不敢默然，谨以启闻。谨启通事舍人李大方奏闻。”敕云：“此是我先师之灵瑞，即用即用，可取大牙殿榜，填以雌黄书以大篆，付使人安寺门。”

原来，追根溯源，这“国清”两字的发明权还不是智璪，而是智者大师本人。据智璪的表奏，陈朝有个“德行难测”的定光禅师圆寂后，托梦给智者大师说，现在机缘没到，你也不必忙着建造寺院，等到“三国为一家”江山一统国家统一的时候，必“有大力势人”为你建造寺院，“寺若成，国即清”，届时天下太平，国家清明，不妨就将寺院叫作“国清寺”。隋炀帝看了智璪通过“通事舍人”李大方进呈上来的智者大师的这个梦谶，喜出望外，当即拍板决定：“此是我先师之灵瑞，即用即用，可取大牙殿榜，填以雌黄，书以大篆”，也就是把“国清寺”这三个字的牌匾堂而皇之体体面面地制作好，然后派遣“兼内史通事舍人卢政力送安寺门，‘国清’之称从而为始”。就因为给国清寺取了这么个令隋炀帝十分喜欢的名字，本来就作为天台山使者而经常出入朝廷[6]的智璪更是得到了隋炀帝的赏识和胜任，并从后者那里得到了施与国清寺的丰厚的利养，从而为早期天台宗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试想，在中国古代“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宗教氛围中，作为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的天台宗，在其草创时期，如果没有智璪在天台山与朝廷之间或国清寺与隋炀帝之间作八次频繁有效的穿针引线所建立起来的政治人脉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巨大社会声望，焉能如此顺利地就站稳脚跟并为日后的发扬光大埋下伏笔。《国清百录》所记载的智璪事迹，基本上都与其出使朝廷有关，除了刚才所提到的给国清寺取名这件事外，我们不妨将《国清百录》所记载的涉及智璪的其他材料再梳理学习一编，依次序先看第72录“天台众贺启”：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门智越一众启：伏惟殿下，睿德自天，恭膺储副。生民庆赖，万国欢宁，凡在道俗，莫不舞抃，况复越等，早蒙覆护。曲奉慈惠，不任悦豫之诚，谨遣僧使灌顶、智璪等奉启以闻。谨启。

这是智者大师的弟子智越(543—616)法师上表皇帝的一道奏折，从这道奏折中，我们发现，原来智璪出使朝廷乃是智越法师派他去的，并且还是和灌顶一去的，那这位智越法师究竟是何许人也，居然有那么大的遣使权力?今查《续高僧传》其中的卷十七有“智越传”，智越法师“俗姓郑，南阳人，少怀超尘绝俗之志，出家之后，戒行精严，律仪纯粹，游方至金陵，遇智者，北面受业，五门六妙，莫不深达，诵《法华经：至满万部。智者晚年返回佛陇，付以四众。二十年间，德隆识精，循循善诱，学者归心。敕造国清寺以来，山中每次遣使奉启，必以智越居首。隋帝虚己加敬．与智者在日无异，为国清寺首任住持。”[7]可见智越与智璪、灌顶一样，也是智者大师的亲炙弟子，换言之即，他们三人乃是同门师兄弟，但智越显然是大师兄，因为智者大师晚年亲自将他“付以四众”，犹如在禅宗中五祖弘忍(601—675)之付法六祖慧能(638—71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越乃是智者大师的钦定接班人或衣钵传人，并且在国清寺建成后自动成了该寺的首任住持，难怪他有这么大的权力派遣智璪出使朝廷了，而智越法师派遣智璪出使朝廷，又不禁使我想起《法华经》中所说的“如来使”。

三、“如来使”智璪

《法华经·法师品》中说：“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灭度后，能窃为一人说《法华经》，乃至一句，当知是人，则如来使，如来所遣，行如来事，何况于大众中，广为人说?”也就是说，无论是“广为人说”还是偷偷地“为一人说”，只要能为众生讲说《法华经》，那他就是“如来使”，就是如来派遣到世间来“行如来事”的使者。我曾在某次佛学研讨会上听复旦大学的王雷泉教授谈过《法华经》中的“如来使”精神，而且去年10月份，江苏太仓同觉寺还举办了《法华经》“如来使”精神与人生佛学交流会[8]，这说明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法华经》中的“如来使”思想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应用的。我们都知道，《法华经》乃是天台宗的宗经，天台宗的教理实际上就是对《法华经》思想的全面阐释和发挥。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将代表天台山和国清寺出使朝廷的智璪也看作是“如来使”，毕竟他出使朝廷也是为了更好地弘扬以《法华经》为指导的天台宗。好，我们现在话续前传接着看《国清百录》，其第73录叫“天台众谢造寺成启”，说的是国清寺建成后，智越法师乃上表奏折，折中描述国清寺如何庄严以及寺众怎样修行，并派灌顶和智璪携折出使朝廷致谢。第74录“僧使对皇太子问答”，讲的是“仁寿元年十一月初三日”灌顶和智璪接右庶子张衡之宣令入朝并答皇太子杨广问“先师亡后有何灵异”。两人如此这般一五一十向杨广讲述了“先师”智者大师圆寂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灵异现象。这些灵异现象让杨广觉得不可思议且十分吉祥，于是择日不如撞日，杨广要求父亲隋文帝立马册封他为继承皇位的皇太子，并改年号为仁寿，而这一年本应是开皇二十一年。遂心所愿做了皇太子的杨广十分高兴，乃出手阔绰地嘉奖天台山国清寺，包括“石香罏一具(并香合三枚)，大铜钟一口，鸱纳袈裟一领，鸱纳褊袒二领，四十九尺幡七口，黄绫裙一腰，毡二百领，丝布只支二领，小幡一百口，和香二合，胡桃一笼，衣物三百段，奈麨一合，石盐一合，酥六瓶”，此乃第77录“皇太子令书与天台山众”所载之事，其中的一些东西我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但肯定都很珍贵。不过，在佛教徒杨广看来，“财施为轻，法门标重”，这些东西跟佛法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于是在第79录“皇太子重令书”又“施天台物目：飞龙绫法衣一百六十领，幡一百五十张，光明盐一石，酥五瓶”。俗话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得到皇太子这么多赏赐的国清寺，当皇太子登基成为“至尊”的时候，自然少不了要派人前往道贺，而这任务又落到了智璪头上，第82录“仁寿四年皇太子登极天台众贺至尊”中曰：

天台寺沙门智越一众启：窃闻金轮绀宝，奕世相传。重离少阳，时垂御辨。伏惟皇帝菩萨圣业，平成纂临，洪祚四海，万邦道俗称幸。越等不任喜踊之至，谨遣僧使智躁奉启以闻。谨启。

这一次出使是智璪一个人去，灌顶没有前往。智璪这次一个人出使同样不辱使命，在第83录回山前夕受到隋炀帝的表扬和鼓励：“师能如此远来，在道寒苦，好去，还寺宣朕意，向大众好行道，勿损先师风望。”也就是希望智璪回去后与僧众一起好好修行，切莫辜负了先师智者大师的期望，同时又“敕赐天台寺物五百段”，并派扬州参军向德元“送物到寺”。物到那天，也就是在第84录“天台众谢启”，智越“集众佛前”领受皇赐，感激不尽，“伏蒙慈敕，喜惧已隆；复领厚赉，恩赐弥重”，“轮三地水，已觉难消；况天府妙物，宁恭受用”?意思是说，哎呀，皇上，您老人家以前赐予我们的东西已经很多了，这次又送来那么多，实在无福消受哪！我们只有“罄竭心膂”好好修行以报皇恩于万一。为此，智越还专门写了感谢状并又派智璪送往朝廷。后来，在第85录“舆驾巡江都宫寺众参启”，当隋炀帝御驾南下巡游扬州，智越又派智璪从天台山赶往扬州接驾。隋炀帝不久从扬州前往楚州华林园，在第86录“僧使对问答”中智璪也跟随前往。有一天，智璪在“舍人李大方”的引荐下面见隋炀帝，坐定后，隋炀帝问：“你们国清寺僧众彼此之间平时还和合吗?还争竞是非吗?”智璪欲起身回答，隋炀帝说：“您就坐着讲吧，不必起身。”智璪乃兰定回答说：“门人一众，扫洒先师之寺，上下和如水乳，尽此一生，奉国行道，不敢有竞是非，常以寒心战惧。”一个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虔敬奉师事佛。隋炀帝听了连胜说好，并要他再详细介绍介绍国清寺与其他寺院在所修学的佛法上究竟有什么不同，智璪回答说，先师智者大师之法与诸寺有异，六时行道，四时坐禅，处别行异，道场常以行法，奉为至尊”，这说的其实就是天台宗行坐结合的“法华三昧”。隋炀帝问完佛法，又问寺院管理方面的情况，即国清寺有没有私度出家的情况存在，智璪说：“天台一寺即是天之所覆，寺立常规，不敢容外邑客僧，乃至私度以生代死。”也就是说，国清寺一切按政府要求办事，清皇上放一万个心就是。当然，隋炀帝问私度之事实际上还是有点私心关照在。他对智璪说，你可记得当初我为了纪念你先师智者大师圆寂而在国清寺“度四十九人出家”吗?你们可别把他们当成私度来对待哟！得把他们给安顿好。智璪说，那哪能忘记呢?绝对不会的。那四十九人在我们寺院好着呢。说到先师智者大师，隋炀帝话赶话又问了：“唉，我想问，你们后来打开过先师的舍利盒吗?”智璪说：“仁寿元年奉敕开竟，尔后更不敢开。”隋炀帝说，你这次回去，不妨再打开来看看，“必当大异”，必有灵异发生。智璪说，好的，遵命！隋炀帝说，先师的灵异可是难得一见哪！弟子我还想给先师立碑，先师的行状你可清楚?智璪说，先师的行状我的师兄弟灌顶曾记录了一卷，藏在山中，至今未敢公之于众。隋炀帝一听就来劲了，那个灌顶现在哪里?智璪说，灌顶现在国清寺，他本来应该和我一起“出奉参见，为患痢四十余日，不堪在道”，所以没来。隋炀帝说，灌顶真的在寺里?你可别忽悠我，你们这些僧人不会“名系在寺，身住于外”吧?智璪说，我们可不敢如此放肆，因为“先师在世有十条制约，名系于寺，若身居别处，则不同止”，一经发现就立马取消僧籍。这隋炀帝对国清寺可是关心到家了，事无巨细一路逶迤而问，上面问了这么多问题居然还没罢嘴的意思，你看他又问起佛教以外的事：“国清寺有穿漏欹斜吗?”也就是有计时器吗?智璪说，有是有那么一个，只是隔三差五找人修理。隋炀帝说，那不要紧，我马上派专人去检修。噢，对了，差店忘了，我赐给国清寺的那些东西，你们只能用来改善寺院常住的生活，千万不能挪作他用，当然，用来供佛做功德那是可以的。你们放心，我会“供给继连，必令不断，勿使寺僧，在外多求”，在寺里好好修行就行。好了，我现在就派人送你们回去，到寺后再度些人出家，同时不要忘了一定要打开智者大师的舍利盒看看，保管你能见到奇异的瑞象。就这样智璪起辞在朝廷命官的护送下离开了隋炀帝，然而当他们一行人走到栖灵寺时，后面忽然传来得得马蹄声，只见秘书监柳顾言快马加鞭追上来宣布隋炀帝的圣旨。你看这个隋炀帝，也是日理万机生活中顾前妄后贵人多忘事，或者说心细如发，对国清寺和智璪大师特别关心，因为圣旨中说，我隋炀帝请你智璪为智者大师制作纪念碑，那就得你亲自制作，如果不是你亲自制作，“则不得我心”，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隋炀帝与智璪非同一般的关系及其对后者的重视，正是这种重视为早期天台宗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政治资源，也为智躁的“如来使”工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至于最后的第89录“敕度四十九人法名”、第92录“口敕施幡”和第93录“敕造国清寺碑文”也都提到了智璪，但却都只是提到他名字而已，没有什么特别重要之事，因而限于篇幅就不赘述了。 

作者简介：陈坚(1966一)，男，浙江临海人，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宗教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山东湛山佛学院兼职教授(主讲天台宗)。 

参考文献及注释：

[1]丁天魁主编《国清寺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222页。

[2]现在河北省清河县，与历史上的“清河”，有些历史地理上的误差。考诸历史，“清河之名始于汉代，据《嘉靖广平府志》载，汉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置清河郡(治在青阳县，即今清河县地)，因境内有清河流经而得名(《水经注》记：“清河又迳清阳县故城西”)。东汉时郡治徙于甘陵县(今山东省临清市和河北省临西县地)，遂更名甘陵郡。三国、魏时，郡、县(甘陵县)均改名为清河，但其县并非今清河县境(治在今山东省临清市)。北齐时，于今清河县地设武城县，并迁清河郡治此，于开皇六年（公元586年)改武城县名清河县，自此清河县才名副其实。”(引自百度百科“清河”词条)不过，我们在这里似乎不必太过拘泥于古代的历史地理和今天的行政区划，苛求河北清河与历史“清河’’的差别，反正清河”就是指现在河北清河及其周边的一些地方。

[3]《天台教学辞典》，参见 http://www.foyuan.net/ksource/dict.php?nj=1&act=search&key-word=%B7%A8%BB%AA%C8%FD%C3%C1。

[4]按照《法华经》的说法，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说《法华经》时，“九道众生”都纷纷前来听法，不能前来的，佛也能以神通使自己与多宝佛一起并坐于塔中并升到空中，以便于他们见到佛并听闻到佛法。

[5]《论语·泰伯》。

[6]这里的“朝廷”是为了方便行文起见的泛指，即我把智璪到扬州去参见晋王杨广以及到长安去参见隋炀帝都视为是出使朝廷。

[7]天魁主编《国清寺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220页。

[8]《同觉寺举办<法华经>“如来使”精神与人生佛学交流会》。http://www.fjnet.com/jjdt/jjdtnr/201410/t20141011_222717.htm,2014-10-11。